刘易斯拐点、生育政策与中国产业升级黄少安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刘易斯拐点”被高频率地提起，主要是与现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和产业结构问题密切相关。

一、中国是否必然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

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作为研究发展中国家贫困原因和经济发展道路的杰出经济学家，其理论主要成就于20世纪50-70年代，那个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是其理论的主要的经验事实基础。他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描述现代工业部门不断向传统农业部门扩张、直至传统农业部门消失的过程，也就是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不断被工业部门吸收的过程。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以后，就出现了劳动力供给的所谓“刘易斯拐点”。我们对“刘易斯拐点”有一个重要的误解----把它理解为由“劳动力过剩”转向“劳动力短缺”的过渡点。其实关键是：市场均衡工资的形成点。在此以前，工业部门给予来自于传统农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只是维持他们基本生计的水平，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的工资V。工资能够被压低，当然与与劳动供给多有关，这也正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低成本优势之一。

现在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发展的国内国际条件已经与刘易斯年代大不相同了，何况不同发展中国家也有不同国情，例如，并不都存在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具体到中国，以下几个因素很可能决定了中国不一定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至少现在没有出现：第一，中国有着巨大的人口和劳动力总量。认为有着9亿以上劳动人口的国家出现劳动力短缺，基本可以认定是一个荒唐的判断，是一个伪命题。如果与“刘易斯拐点”联系起来，是对“刘易斯拐点”的误解。难道劳动者有权获得市场均衡工资了就是劳动力短缺了？！中国现阶段的事实仍然是大量劳动者体制性地隐性失业，既有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大量社会精英人浮于事，也有各类事业单位的后勤等部门一般素质劳动者大量在“磨洋工”，还有社会各领域人为造出的许多岗位。这些隐性失业扭曲了劳动力供求关系，造成虚假短缺；第二，中国特殊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决定了中国的发展过程不完全是刘易斯意义上的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过渡的过程；第三，中国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与刘易斯时代不同的国际环境，有着比刘易斯的开放经济模型所描述的更加国际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国际经济关系。

二、不能留恋人口红利，不可能通过放松生育管制解决老龄化和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问题

首先需要界定清楚：劳动力短缺和人口红利消失，是两个有联系却不等同的概念和经济社会现象。人口红利消失，其经济意义在于工资成本优势消失，其社会学意义在于劳动人口相对于老龄人口和幼儿人口的比例下降，劳动人口的抚养比上升，既是经济现象，也是社会学或人口学现象。一旦形成，基本上就是绝对的和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其原因在于前期的人口结构不合理，具体到中国，在于上个世纪60年代人口政策的失误所产生的婴儿潮。而劳动力短缺只是一个经济现象和经济学现象，是相对的，相对于经济结构（主要是产业结构）和经济总量的。中国现阶段面临的不是总量意义上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而是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消失。即使有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也必须从产业结构角度去找原因。更何况一定的结构性短缺和结构性剩余是经济发展的常态。

现在社会普遍的、很高的呼声是放松生育管制，鼓励生育孩子能否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暂且假定真有劳动力短缺问题）？

放松生育管制导致婴儿的增加。他们成为低端劳动力，起码要18年左右以后，成为高端劳动力，起码23左右以后甚至更长时间。因此，不可能增加短期的劳动力供给，相反，会提高人口抚养比---不仅增加养老负担，而且增加养小负担，加剧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负面作用，而且还会因为抚养孩子而降低了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很简单的道理和很容易的算术题！从长期看，会使中国的人口结构问题周期性地、长期地存在。还会降低储蓄水平和影响劳动者的人力资本。

三、改善生产要素结构，促进产业升级

必须明确几个基本理论问题：1，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关而不相等。产业结构是指不同产业数量比例，而产业升级是指产业及其企业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因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可能导致产业的升级，也可能没有升级，还可能导致产业质量的下降。不同国家和地区及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产业结构不同，而且完全依据资源和其它要素结构的变化，可能朝不同方向调整；而产业升级却是不同国家、地区、时期共同的主题，而且方向是一致的，都是提高质量。中国现阶段，既需要产业结构调整，更需要产业升级。2，产业结构问题只存在于大的经济体。我国现在很多地市县，甚至乡，也在不断地要调整产业结构，都想着如何发展第三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每个小地方，只需要根据要素禀赋因地制宜地发展产业，大的地区和国家的产业结构自然就是合理的，否则，不仅不会有合理的产业结构，还会出现大、小地区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趋同。3，产业结构内生于生产要素结构，政府有效的作为空间主要在于改善要素结构，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主要靠市场的作用。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因为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只有自然资源和很多低素质劳动力。要想产业升级和改善产业结构，就必须改善生产要素结构。政府加强国民教育、增加科学技术投入、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最有效的作为。4，高度重视实体经济部门质量的提升。所有的服务业都是为实体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服务的，特别是金融业，不能偏离其本质，不能为金融业和金融从业人员服务。中国经济不能“未实先虚”，否则后果严重。

面对劳动力短期内的结构性短缺和人口老龄化，我们不应该如何想办法再吃人口红利和维持低工资成本，而是应该在在产业结构优化和生产要素结构优化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的使用效率等方面做出努力。当然，人口红利消失和劳动力短缺不是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原因，只是一个倒逼机制。如果说原来中国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和巨大的劳动人口优势而必须利用、不得不用和不用白不用的话，今天这种优势已经没有了。我们不能留恋和再造人口红利，也造不出资源红利。靠资源红利和人口红利，永远成不了发达国家，相反，没能逃脱资源诅咒的国家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