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汇报》 2009-03-30 作者：田晓玲

“我们面前的金融危机，恰好就说明了监管会出现问题，制度设计会出现问题。”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市场是否有效、是否需要监管这类本来争议重重的话题呈现了一边倒的格局。著名经济伦理学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丹尼尔・豪斯曼(Daniel Hausman)多年来一直潜心研究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关系问题，先后出版了《因果关系的不对称》、《单独的和不精确的经济学》、《经济学的哲学》等七部专著。日前他来上海社科院经济伦理中心讲演之际，接受了本报记者独家专访，就伦理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

文汇报：有效市场理论支撑现代资本主义走过了上百年；如今，全球金融危机的暴发，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市场的失灵和自由市场的溃败。这是否为您这样的经济伦理学家的观点提供了佐证？

答：自由市场论者倾向于认为，市场不需要监管，每个人只要关心自己的利益，然后集合起来进行交易，不管规则和制度怎样，都可以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这个看法非常错误。我们面前的金融危机，恰好就说明了监管会出现问题，制度设计会出现问题。这时，伦理就很重要，它影响着个人的行为。当然，也存在伦理不那么有效的情况，比如一个人有很强的动机去做坏事，那么伦理学在他身上就是无效的。

具体来说金融危机，每个人都知道它起因于美国的抵押贷款。缺钱的人去银行申请贷款买房，银行审核其偿还能力，这时的激励是好的，银行对贷出去的款也是非常有信心的，要么你有能力偿还，要么可以收回有价值的房子加以拍卖。问题在于，有人希望利用这个系统另作他用。银行把不同的贷款组合起来打包卖出去以赚取更高利润，这时激励就完全改变了，每个人的激励都被扭曲了，因为在这样一个游戏规则里，一个诚实正派的人赚的钱非常少，而大胆赌博的人却能暴富。

的确，每个人都应该有道德才会生活美好，但前提是要有一个正确的环境，这一环境不会使好人受到伤害。我可以用欧洲的公共交通来举例说明。在很容易逃票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法国有很多人在出站口直接钻进跳出逃票，即使你心里觉得不好，但在这样的环境下，你不逃票就显得很傻。而在德国，就没有人这样做，因为一旦你这么做，就会有人大声呵斥。所以，为了让人们行为道德，生活幸福，环境和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现在这个时刻对经济学家来说是非常尴尬的。所有的经济学家，包括正在试图解决问题的人，几乎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对经济学学科本身来说也是非常恐怖的。我想，至少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对理论更感兴趣，而不关心现实生活，这是一个大问题。

文汇报：您刚才提到分担风险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金融本身的功能之一就在于分散风险。

答：人们发明的金融工具是用来防范小风险的，结果却带来了整个系统的大风险。直接去做损害整个系统的事肯定不符合任何个体的利益，但是如果你不参加这个游戏，你就会损失财富，而一旦加入这场游戏，就会增加整个系统的风险。这个系统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脆弱。原因在于，这场游戏中的财富同实体经济无关。你看全球经济，除了中国以外基本都保持在2－3%的增长速度，但人们的利润收益却达到10－20%的增长。这肯定不能持续。

但是，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并不会要求每个个体来承担，所以个体不会受到激励动机去防止风险发生，他们只会使事情变坏。这一点有点像环境污染问题，单个工厂并没有激励动机去防止污染，他们污染环境的成本很低。这就产生了外部性问题，给整个系统带来风险。

文汇报：金融危机似乎正改变着人们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既有看法。那么，您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前景是乐观还是悲观？

答：我觉得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是个经济问题，同样也是政治问题。现在在美国，对于下一步该怎么做有很多争论，但我不认为决策会完全基于经济分析，至少有些政策要受到政治的影响，比如，采取国有化银行的措施，政治上就会遭到很多批评。美国人对未来很担心，同时对那么多用来刺激经济的钱落到银行高管手里非常愤怒，这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措施的选择范围。

当然，我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有可能恢复繁荣，至少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它会一直萧条下去。但是，这需要很强的政治决心。目前欧洲在刺激经济上做得还不够。他们有统一的货币体系，但在政治上并没有统一，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为了刺激经济而陷入债务，因为这样做大部分的实惠将会跑到其他欧盟国家去，而自己却受益很小。这时就需要一个政治上的激励。预测经济是困难的，预测政治更是难上加难。

文汇报：您刚才提到了高管收入的问题，在金融危机仍不见底的当下，金融高管高薪的确引发了社会各界声讨。但也有人担心，如果政府介入中止履行企业和这些高管的合同，那么就会动摇市场经济的基础――契约，从而带来更大恐慌。对此您怎么看？

答：如果把这些人的收入和其他国家的金融高管相比，我找不到他们可以拿那么多钱的任何理由。这就好比人们去看足球比赛，每个人都坐着，大家都可以看清，但如果一个人站起来，其他人也只能站起来，这样并不比大家都坐着时看得清楚，但每个人还是必须站着。这就像竞赛，一个公司开出高薪，其他公司也必须给高薪。如果大家都少开一些，这些高管们也就别无选择。

文汇报：市场经济的发展反复证明，自由不等于放任。为了对市场纠偏，诸如德乔治这样的经济伦理学家提出，要通过立法、舆论和公众监督以及企业的自我约束来防止市场出现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答：我觉得，舆论、文化传统、社会规范都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建立一个可以提供人们正确激励的制度架构才是更重要的。因为不可能有一套监管体系可以消灭所有欺骗和钻空子的可能。当然，社会规范对一个人道德高低的评判也很重要。但是日复一日，我觉得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

起码在美国，我不知道如何直接对大财团本身进行控制。这和政治体系有关。美国好的一面同时也是它的问题所在。比如我们有一整套选举制度，但是有钱人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选举结果。

文汇报：一方面，我们呼吁企业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该怎样来界定责任的界限？

答：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公司的期望值有多高。公司会有很多目标。简单的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的诉求就是获得利润。但如果你对现实加以考量，那么在很多大公司里，员工会有很多不同的诉求，不可能每个人每天都想着如何让公司获利；他们想的可能是如何升迁，拥有舒适的办公环境，其他人对自己有更高的评价……其中，其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对个体来说很重要。而对公司来说，员工对公司忠诚，彼此之间相处和睦就很重要，如果公司对员工、环境、消费者、产品质量安全都不考虑，那么员工对这份工作的满意度就不会高，工作表现也就不会好。一般而言，员工会因为对公司的自豪感而更加努力工作。所以，除了利润，公司还有很多其他问题需要考虑。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就可以对公司有更多期待。

很多时候，一个公司的利润和它在其他方面的表现并不是南辕北辙的，但有时候的确会有冲突。我们不能只是信任他们，监管也是需要的。

文汇报：用经济学和伦理学考察同一政策时，如果出现分歧，应该怎样处理？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后者是前者的补充或者纠正？

答：当我们在考察一个政策时，首先考虑它在经济概念上是否有效，这里的有效同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满足人们的偏好这一问题相关。

这里的中心问题是福利，给人们想要的或满足他们的偏好。尽管有很多因素决定一个政策是不是好，但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政策更好是指在考虑到满足人们需求这个前提下更好，并不是说所有方面都更好。

有些可以满足人们偏好的政策甚至可能让另一些人挨饿，但这并不妨碍它在效率上仍是比较好的选择。尽管这时政府不会选择实施这个政策，因为效率不是唯一的诉求。

在我看来，经济上的评价是道德评价的一部分。我们要从道德角度来考量哪个政策是正确的，是可以达到道德上最优的。我们会把经济学家的意见考虑在内。但我们也要考虑经济学家没有考虑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