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针对中国现阶段的现实，本文提出：在社会价值取向、分配体制和政策上，要回归劳动价值论，必须先回归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才能回到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只有这样，才能引导人们尊重劳动、努力劳动创造财富和知识，国民经济才能有坚实的实体经济和科学技术基础。

[关键字]：回归劳动价值论 社会价值取向 分配政策

一、问题的提出：创造财富和知识的劳动回报严重偏低

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社会不断进步的同时，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必须予以重视，特别是发展到所谓“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如果不能被抑制，可能会引发重大社会问题，也会抑制经济增长，有可能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前功尽弃。现阶段的收入分配问题，存在于各个层面，本文关注到的是：创造财富的实体经济部门（主要是工业和农业部门）及其生产性劳动者和创造知识的劳动者不能分配到应有的财富，可以通俗地概括：生产财富的不赚钱，倒卖财富的赚钱，倒卖资金的更赚钱，倒卖权力的最赚钱；创造知识的收入低，倒卖知识的利润高。当然上述概括是相对的、总体性的。“倒卖财富”泛指商品流通领域，“倒卖资金”泛指广义的金融领域，“倒卖权力”指少数贪官污吏进行权钱交易，也包括少数利益集团利用行政垄断权获取垄断利益；“倒卖知识”是指举办各种培训班的经营活动。

我们现在常见的现象是：种粮食的不如卖粮食的赚钱；种菜的不如卖菜的赚钱；发电的不赚钱或赚钱少，而电网公司即输电和卖电的赚大钱；药品生产企业不赚钱或赚钱不多，卖药的（包括医院）赚大钱。这种价格的不合理差距，导致生产产品的企业利润低，许多行业维持微利状态，甚至亏损。相应的，这些部门的劳动者的收入就偏低。

整个金融行业（包括银行、基金、保险、信托等），不管是行业利润率和职员的个人收入，都明显地高，不仅比生产性行业高，也比许多其它非生产性行业高得多，所以说“倒卖资金的更赚钱”。根据2011年年报统计，16家上市银行的人均年薪酬为28.37万元，其中最高者招商银行的人均薪酬为45万元，就连排名最低的中国农业银行，人均薪酬也达到17万元；信托业更是闷声发大财，2011年整个行业平均收入达到48万元的人均年薪。金融行业自己出来解释，是因为2011年的特殊情况。就算是扣除2011年，其他年份也是类似的情况。不管金融行业如何地高技术含量，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是：任何金融活动和创新出来的金融工具本身，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创造出一分钱的财富。

而生产性劳动者的收入呢？2011年各省排名最高的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5.6万，其他省份更低，这还是“被平均”的，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远远低于这个数，由此可窥一斑。朗咸平有一个统计，每小时人均工资全世界排名第一名是德国，约30美金；第二名美国，约22美金；泰国是2美元；而中国只有0.8美金，位列全世界最后一名，并且中国的人均工作时间一年竟高达2200个小时（全球第一），而美国只有1610小时，日本是1758小时，荷兰只有1389小时。

据美国《纽约时报》2012年公布的最新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全球28个国家的老师中，中国大学教师的平均月工资倒数第三，仅为720美元，几乎垫底。在中国，刚入行的大学老师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每月259美元，是全球“最低价”。加拿大的大学教师收入居于榜首位置，刚入行的大学老师工资和平均工资分别达到5733美元和7196美元，达到中国老师收入的22倍和近10倍。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创造财富的劳动者收入低，不是因为他们的劳动质量低，没有技术含量。相反，一些非生产性行业的高收入者的劳动素质并不高，即使学历高，也不等于其劳动的实际技术含量高，因为他从事的劳动本身技术含量不高。主要创造知识的大学教师们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从事的是高强度的智力劳动，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复杂劳动、多倍的简单劳动。

因此本文提出：我国现阶段，要回归劳动价值论。“回归劳动价值论”的含义主要是社会价值取向和收入分配体制和政策意义上的，不是科学研究意义上的。当然，作为经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经济学理论，在研究中都应该被重视。也许现阶段重视劳动价值论研究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因为我们遇到的现实问题，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劳动价值论产生时代的现实背景。

二、创造财富和知识的劳动回报偏低的不良后果

创造财富和知识的劳动相对严重贬值，会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

首先是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一是资金、资源、人才等过度向非生产领域流动。现在普遍的现象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多数是老弱和文化程度低的农民，文化水平高的青壮年都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在工厂做工的都是文化程度较低（初、高中毕业）的青壮年农民，高素质的人都去了党政机关以及银行、电力、电信、石油等垄断行业工作；在大学里，农学和工学等学科的生源较差，考生拥挤的学科是金融、计算机、法学、管理等学科。学工的不愿意去工厂，学农的不愿意去农村和农业部门，唯一想去的跟“工”相关的单位就是“工商银行”，唯一想去的跟“农”相关的单位就是“农业银行”。二是一些社会精英不愿去科学研究部门，即使已经在科学研究部门的精英们也有相当部分工作积极性不高、精力不集中、不愿意进行真正地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这种现象的长期和普遍存在，会导致实体经济部门人员素质低、从而产品质量低，更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缺乏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和科学技术支持。这种不良效应在短期内也许不明显，但是一定是深远和根本性的。

其次，影响消费需求。在农业和工业等实体经济部门创造财富的劳动者数量庞大，他们的劳动价格太低，会直接和大幅度地影响社会消费需求，从而削弱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贬值带来社会消费能力不足，这使得带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缺其一。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数据计算得出，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在逐年下降，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世界平均消费率一般都在70%以上，而我国的最终消费率，特别是近5年来的最终消费率都与之相差甚远，由此可见，消费不足的现象已经显现。众所周知，消费始终是整个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不论经济活动的链条如何延长和复杂，消费需求的长期低迷，必然会降低产业传导链条上各个企业的收益，最终会带来经济的衰退。另外，消费不足也会引发企业的产能过剩，经济效益难以提高，并将导致企业倒闭或开工不足、失业增加、银行不良资产增加等一系列问题。

再次，会导致人们追求财富的努力方向出现偏差、社会价值观扭曲、道德水准下降。人们追求财富无可非议，但是，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创造财富和知识的劳动者普遍不能分配到应有的财富、得不到尊重、处于尴尬地位，人们追求财富的方向必然发生偏离，社会的生产性努力就会不够，而分配性努力就会被极大强化。就是说，人们不愿意努力“做蛋糕”和“做大蛋糕”，却总想“分到更多蛋糕”，都想发大财、过好日子，却不想劳动创造财富，于是正当和不正当的、甚至非法的和极为恶劣的获取财富的手段层出不穷，例如投机、肯老、贪、偷、抢、骗、勒索、卖淫、傍大款、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非法集资等等。而且，相当多的人不以耻为耻，总能给自己的不良行为找到心理上的理由----“别人比我更坏”、或者“大家都这样”，所以“我这样做也就算不得什么”，于是“心安理得”。

最后，激化社会矛盾。即使假定所有人的收入都是合法的、收入差距都是劳动能力和实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的差距造成的，收入差距如果过大，也会导致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和社会的不稳定（当然还有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更何况不合理和不合法的途径导致的收入差距，尤其是广大创造财富和知识的劳动者，他们的收入不合理地偏低，更加可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既有贫富之间的矛盾，也有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认为是政府的政策导致的贫富差距，还有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矛盾-----还有得多得少的矛盾。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现在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和体制、观念、价值体系转轨阶段，控制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控制收入差距的扩大，控制收入差距扩大的最重要方面就是让实际创造财富和知识的劳动者分得应有的财富。这也是引导社会价值观念的最有效的途径-----创造财富和知识不仅光荣，而且实惠。要避免马克思所描述的“劳动异化”现象。

三、回归劳动价值论，回归马克思和斯密

以上我们揭示的是：由于创造财富和知识的劳动者没有分配到应有的财富，所以导致一系列不良经济和社会的不良效应。为了使社会尊重对创造财富和知识的劳动，为了大家都去努力“做蛋糕”而不是“分蛋糕”，我们呼吁“回归劳动价值论”，从收入分配政策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意义上回归劳动价值论。必须先回归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才能回到斯密的劳动价值论。

我们知道，马克思为代表的劳动价值论与斯密为代表的劳动价值论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最重要的联系或相同点是：都坚持认为劳动是创造财富（商品经济社会里表现为价值）的源泉；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把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从重商主义的流通领域转移到了生产领域，发现财富的源泉是生产领域的生产性劳动，不是商业流通领域；斯密重点研究的是如何通过劳动增加国民财富-----通过市场促进分工、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虽然也坚持和发展了劳动价值论，但是马克思把劳动价值论的重点由“劳动如何创造财富”转移到了“劳动创造的财富如何分配”，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所强调、也是人们达成共识的：“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劳动价值论只是剩余价值论的基础或者后面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的铺垫，由劳动创造的价值如何分配才是马克思关注的重点。马克思揭示了：他所处的现实中，由于创造财富的劳动者没有获得应有的财富，不仅不能获得“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且有时连“必要劳动”的价值都不能全额获得，即工资都被克扣，所以，他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一方面是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从而导致广大劳动者也是消费者的购买力不足，从而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种危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决定的，在其内部是不能根本就解决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非常不合理的，整个社会生产也是无效率的（不断的危机导致资源和产品的极大浪费）。最后，导致阶级矛盾激化，贫困的、庞大的无产阶级（这也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自己造就的）一定会起来革命、剥夺剥夺者、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所以，我们所谓的“回归劳动价值论”，必须是先回归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才能回到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在分配环节上，使得创造财富和知识的劳动获得应有的回报，让他们有尊严，才能引导社会尊重财富和知识的创造者，才能引导社会各种资源在生产领域和非生产领域合理配置，才能使社会重视财富和知识的创造，才能引导社会致力于财富创造、而不是财富分配，才能使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运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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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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