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是其长期理论思考、对发展中国家长期观察和研究的结果。是一项具有重要理论和应用价值的成果。他对既有发展经济学的反思，是基于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历史和现实的观察和思考的，从而寻求发展经济学的创新，推动或引导发展中国家更快更好地发展。

主要的观点我都是很赞同的。例如：强调经济结构及其变动的内生性，一国的经济结构及其变动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变动内生决定的；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本质上是其要素结构升级和变动、从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升级和变动的过程；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总预算及相对价格，从而决定一国的比较优势；特别强调一国制定发展战略必须识别和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强调在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发挥政府的作用；金融结构是内生于经济结构对金融服务需求的，一国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求有不同的、特定的金融结构；等等。这些理论观点，有一些也许是人们的共识，或者很容易达成共识，但是，林毅夫教授都做了深刻分析和阐述以及独创性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反思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将一系列思想，用新古典的方法或者说在新古典的框架内，集成为一个有别于以往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我认为这些理论探索和已经提供的理论框架，起码可以一定程度地起到为发展中国家“开处方”和“定食谱”的作用。当然，这一框架仍然可以批评和需要完善。

下面我只就几个侧面表达我的思考或进行评论:

一是针对《新结构经济学》自身的逻辑的。

在林毅夫教授的理论中，“政府”是什么性质？从赋予给政府的职责看，政府好象既是一个“好政府”，又是一个能力很强的政府或一个标准很高的政府------既要在静态的意义上发现一国现有的比较优势、选择优势产业并加以扶植，又要在动态的意义上不断地发现已经变动了的比较优势、及时升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还要解决协调问题和外部性问题。问题是：政府的激励或动力何在？有无这样的能力-----信息获取和比较优势甄别的能力？按照林毅夫教授强调的“新古典方法”以及他的其它著作中的思想，政府应该是、也必须是“新古典”的政府，否则，整个理论就会有逻辑的不一致性。但是，如果是新古典意义上的政府，就有可能出于自身利益而不去利用比较优势、不采用好的制度，这样对政府更好或短期内更好。如果不是新古典的政府，就要回答政府的动力机制问题，还要考虑与新古典的结构经济学框架的逻辑一致性问题。评论人安妮.克鲁格指出了政府的信息和判断能力问题，丹尼.罗德里克指出了政府的激励问题。但是没有指出与理论框架的逻辑一致性问题。

现实中的政府, 即使是一个新古典的政府，确实在发生巨大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所以，林毅夫教授还是需要、也只需要在合适的地方增加一部分内容，明确阐述其政府的新古典性质，而且阐述并实证证明：即使新古典的政府有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或因为自身能力原因而不能做出最优选择（相对于发展而言），政府的作用仍然是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对于处于贫困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我们没法设想：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假如没有政府的作为能怎样发展？

二是与新结构经济学高度相关、在新结构经济学中也论及但是没有深入论述的问题。

林毅夫教授对以诺斯教授等为代表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学是很有研究的。作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新结构经济学，肯定不会忽视制度。但是，他是在论述政府的作用时论及制度的，认为政府应该提供“各种基础设施”，包括电力、港口等硬环境和法制环境、金融制度等软环境。相对于发展中的制度问题，这样的分析还是不够的。因为经济发展过程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制度及其结构的变动过程。必须把制度及其结构与经济结构联系起来，有一个制度结构内生化的理论。制度结构及其变动与经济结构及其变动是什么关系？制度结构本身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制度结构的内生性是否有两重含义：一是在微观意义上内生于与特定制度相关的不同利益主体的选择。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已经揭示了这一内生性，从而可以解释为什么有时良性的制度创新会出现，而有时低效率的制度会比较长期地存在，形成所谓的制度的低效率纳什均衡；二是在宏观和长历史时期意义上内生于经济结构，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动决定制度结构及其变动，反过来，制度结构及其变动也影响经济结构及其变动，互为因果。这其实也可以在马克思经济学及其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体系中讨论。

三是从拓展新结构经济学的意义上，建议：把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从数量结构的意义扩展到空间结构的意义。因为既然讨论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一个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即不同国家的要素在空间分布上不同，即使总量和数量比例一样的要素，由于空间结构不同，对发展也会产生不同影响。对于大国来说，空间结构的意义可能会更大一些。也许这种影响没有质的差异，但是会有量的差异。在选择政策和战略时，应该要考虑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