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说美国经济学年会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会议，亲身体验后，还是远远超出了想象。太大，确实太大了。仅会议日程安排就厚厚一本书，会议大概安排了300多个正式的论文讨论会，这还不 包括参会的学校、学会各种组织自己安排的各种正式会议的演讲会（如格林斯潘的演讲）、见面会、餐会、面试会和展览。参会人数肯定超过了8000人，因为凡是在会议指定的酒店登记住宿的参会人员的名单都编辑了成册，计算后该小册子上的人已经超过8000人，更何况还有众多没有在指定酒店住宿的参会人员。会议指定了9家酒店，作为住宿酒店，安排10个酒店和会议中心进行分组讨论。
每一个讨论会基本上都是4篇文章，每一篇文章都有一个评议者。作者发言时间15分钟，评议人发言10分钟。上午两个，下午一个。这些讨论会实际上是分别由50多个学会组织的，其中最大、最多的是美国经济学会和美国金融学会。我参加的多数是美国经济学会组织的讨论会。我把要参加讨论会的地址都在参会日程安排里的地图上标志了出来，然后按图索骥，老美的这点做的很好，各种标志做的很全，道路、楼层、房间按照图标都很好找。
5日第一个讨论会的主题是“Crime, Criminal Justice and African Americans”，找到会场后发现准备发言的作者都是黑人，在会议开始后发现参会的也基本上全是黑人，我和一个做在我旁边的白人显得比较另类。
第一篇文章“Does Affirmative Action in Policing Increase Crime?” 为应对犯罪，美国政府采取了一项措施，即招募黑人警察，利用黑人警察对相关情况的熟悉来侦破犯罪和提高威摄力，该片文章就是研究这项措施有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文章使用黑人警察比例、一个城市的黑人人口比例，以及犯罪率等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结论是如果一个城市的黑人人口不变，那么黑人警察比例和犯罪率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
第二篇文章“Crime and Obesity”, 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作者使用密西西比州立监狱的数据，计量分析试图发现因为肥胖和犯罪之间是否具有关系。作者分析发现，当体重上升时犯罪的严重程度也上升，同时也发现肥胖的罪犯受到更高的判罚歧视。因此作者建议，减肥，不仅有利于公共健康，而且有助于提高社会安全程度。
第三篇文章“Race and Sentencing in the United States”，这是一个即将毕业的博士论文。作者收集了佛罗里达高速公路警察检查过往车辆的数据，使用了进化博弈模型计量分析警察面对不同的驾驶者的执法行为，从中发现执法差异。驾驶者分别是“白人（男）、白人（女）、黑人（男）、黑人（女）、拉丁人（男）、拉丁人（女）”。结果发现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执法性别和种族差别，白人（女）是最被优待的对象，黑人（男）则是判罚最为严厉的对象，拉丁人的待遇也大大低于白人。
第四篇文章“Broken Windows in the ‘Hood’: Crime and Housing Characteristics”.这篇文章和第二篇文章是同一个作者。Broken Windows是美国犯罪预防中的一个政策，认为破烂的街区和环境会激励犯罪，因此要降低犯罪就要对社区的建筑进行精心的维护，消除破窗户。该文同样使用密西西比州的数据来分析社区的房屋特征和犯罪率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
这四篇文章都有评议。由于它们都是计量分析，所以评论中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如何确立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何消除其他因素的作用。特别是肥胖和犯罪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很多人的评论。
讨论会主题是“Contracts and Fairness”。这场有一个“牛人”发言，Oliver Hart。
第一篇文章是“Adding a stick to the Carrot? The Interaction of Bonuses and Fines”。文章讨论的文章是如何讲公平和金钱激励融合在一起以实现最优的代理激励。文章首先回顾了契约的执行理论。传统契约理论是依靠法庭，不完全契约理论是依靠反复的交往，行为契约理论提出了公平，认为公平也是一种执行契约的手段。本文就是研究引入公平因素的激励契约和没有公平激励的金钱契约的不同执行效果。作者使用的研究方法，是进行模拟试验。试验结果显示引入公平的混合激励契约（15％的被试者的选择）并没有成为多数选择，相反是金钱激励契约被更多选择（56％的被试者的选择）。作者对此的解释：一是金钱激励契约包含了强烈的互惠功能，二是金钱激励契约是一个强烈的“可信赖的信号”，显示出委托人是可以信赖的，而混合激励契约的信任显示是模糊的。结论是：引入公平可能有助于顺利执行契约，隐含激励和明示执行机制的结合可能起到相互抵消的不利作用，因此有意保留契约的不完全是可取的。
第二篇文章是“Some New Thoughts of Incomplete Contract Theory and Ownership”，发言是Oliver Hart。他改换了发言题目，日程上另一篇文章。他的发言是用老式的幻灯片进行的，比较难以记录。他主要回顾了Hart and Moore(2006)“Contracts As Reference Points”的内容，从中介绍不完全契约理论的最新进展。该文章主要是将既有契约以及其界定的权利和收益作为契约进一步调整的基础，分析引入参照系后，契约的不完全性和委托－代理关系的变化。是将行为经济学的进展引入契约理论的一个重要体现。
第三篇文章是“Can Contract Theory Explain Social Preferences?”。这篇文章同样也是将行为经济学的进展引入契约理论。文章讨论的问题是“就事前建立契约关系而言，什么是公平的谈判？”。文章引入将沉没成本及其在当事人之间的平均分配，作为公平的具体体现，构建了一个基本模型后，通过试验的方式，来验证其所界定的公平是否被接受。结论是沉没成本及其公平分配被当事人认真考虑，并且从中体现出社会偏好方向。
主题是“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第一篇文章是“Hit or War: Test for the Effect of Assassination 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Armed Conflict”。文章研究的是暗杀对政治体制和战争的影响。暗杀或者成功或者失败，但是都对领导人和政治体制产生了影响，甚至导致了战争的开始和结束。作者收集了大量的数据，计量分析了暗杀的各种手段及其成功概率、造成的伤亡情况和后续影响。特别是对于民主进程的影响。结果显示，暗杀能够推动政治体制的变化，并对民主进程有推动作用。文章指出要进一步思考：领导人在政治进程中的作用、小人物可能造成的大影响。
第二篇文章是“The Long Run Impact of Bombing in Vietnam”。研究的是美国对越南的轰炸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作者强调战争是理解国家经济发展差别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对于战争长期影响的判断是模糊不清，现有文献中只有一篇研究对日本的轰炸形成的经济影响的。因此作者收集了美国在越战期间对越南中部、南部和北部进行轰炸的数据，这些数据有着良好的记录。显示轰炸最为集中的地区是北纬17度附近的地区。然后作者收集了随后一直到2002年的越南的贫穷率、消费水平及其增长情况、人口密度、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情况等数据，计量分析，结果显示：1）轰炸对贫穷率没有影响，2）对消费水平及其增长情况只有轻微的影响，3）对人口密度也没有影响，4）对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也只有轻微影响。这个结论和日本轰炸研究文献的结论一致。那么，为什么轰炸没有长期影响？作者解释：1）轰炸是对抗式轰炸，即轰炸主要针对对方的军事目标；2）人口的分散只是暂时的，3）战争期间对学校的投资没有中止，4）有着大规模的战后重建。
第三篇文章是“The Leader as Catalyst on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文章研究领导人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现有的制度变迁理论并没有对领导人在其中的作用进行阐述，那么领导人的作用就与制度变迁无关吗？作者建立了一个信息不对称下的协调行动模型来说明：领导人和追随者之间的博弈行动及其均衡。当窗口机会出现时，领导人的作用就在于告诉追随者机会来临、引导追随者把握住机会。存在着两种领导人，一种是无私领导人，其将机会产生的收益全部分配给追随者，一种是自私的领导人，其占有收益的绝大部分。博弈第一阶段是根据对领导人类型的判断人们决定是否成为追随者，第二阶段是领导人向追随者发出机会来临的信号，第三阶段是是否行动。模型分析显示：领导人可以产生两种效应，一是可信赖效应，即追随者觉得领导人是可以信赖和托付的，跟随其将有好的回报。这种效应更多地与无私领导人联系在一起；二是野心效应，即领导人的野心可以激励追随者为之努力和奋斗。这种效应更多与自私的领导人联系在一起。这两种效应都可以产生制度变迁的结果，最终结果如图，即是：极端自私和极端无私都可以有着较高的变迁可能。
主题是“Behavioral Contracting”。
第一篇文章是“Incentive Contracting with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and Objective Ownership”。如何实现有效的控制一直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研究的难题之一，委托人如何涉及最优的代理契约，产权能够产生经济和心理的双重满足吗？这是文章研究的主题。文章在委托－代理模型基础上，引入两种激励方式：一是金钱激励，二是项目选择自治激励，以此来数理推理最优代理契约。模型结果显示，二者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因此给与一定的自治权使代理者形成心理所有权有助于提高激励质量。
第二篇文章是“Vengeance”。这是一个在美国经济研究局作研究的作者的文章。作者设计了一个假想问题，然后在世界各地进行问卷调查，从中判断是哪些因素影响着判罚。设计的问题是：一个年轻人入室偷盗了一个彩色电视机，这是他第二次被捕，假设你是受害者，你觉得应该对其如何惩罚。尽管问题的回答有着差异，但是受害者的特征（男性、女性、老人、年轻人、东方人、西方人等）对惩罚的种类和水平有着不同影响。评论者在评论时强调要进一步研究，报复（Vengeance）在最优惩罚设计中的角色。
第三篇文章是“Optimal Contracts when Agents Envy Each Other”。题目已经显示出研究问题，作者以工资的对比作为衡量水平的指标。嫉妒有双重效应：一是激励代理人更加努力工作，二是降低了代理人的期望效用。数理分析显示，最优契约要实现上述两种效应的均衡，这样才能使团队绩效达到最大。
第四篇文章是“On Measuring Compassion in Social Preference: Do Gender, Price of Giving, or Inequality Matter?”。作者是两个女教授，她们设计一系列的讨价还价谈判实验来检验，这个过程中性别、出价和剩余分配不公平对社会偏好的影响。实验比较复杂，得出的结论是：上述因素存在着影响。
主题是“Biological Evolution and Economics”。这是Gary S Becker主持的一场讨论会，他先前也有一场主持，但是因为与我选的其他冲突，就放弃了。上台发言的除了一个是Gary S Becker的博士生外，其余的都是老头。Gary S Becker是个清瘦的银发的老头，说话也很幽默。这个研究方向是其一直从事的研究方向。可惜的是，我对这个领域接触不多，有些报告就听不懂。并且Gary S Becker人老面子大，有两个人发言到时间就自动结束了，尽管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讲完。
第一篇文章是“Some Evolution Economics of Family Partnerships”。作者先用一个例子，一对夫妻，男的负责获取食物，女的负责保持火种，形成一种合作关系。火种作为一种家庭公共产品来供给，夫妻双方共同进行合作供给。那么，孩子的供给呢？人口统计学中有一个神秘难题：即真实工资在上升的同时人口再生产率却在下降。作者试图给出一个进化经济学角度的解释，但是其结论没有来得及阐述，演讲结束时间就到了。
第二篇文章是“Habits, Peers, and Happiness: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这是Gary S Becker和其博士生的文章，由其博士生演讲。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是，代理人的幸福水平取决于现有的工资水平、现有工资水平与以前工资水平的对比。过去的工资水平构成了一个标杆水平，如果低于则降低幸福，如果高于则增加幸福。作者对此在委托－代理模型框架下进行了数理论证。
关于幸福的经济学分析是目前美国经济学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近年来有许多文献，Gary S Becker也一直研究这个领域。Ulen教授有一个研究课题是将经济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引入法律分析中，看能够得出什么样的法律政策建议。
第三篇文章“Why Do We Die? Economics, Biology and Aging”。作者语速很快，先是给出了一个曲线图，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生产能力和体重先上升后下降、女性生育能力先上升后停止、死亡概率则先由高到低然后在由低到高。但是我一直没有听明白他想阐述的问题是什么，并且他也没有讲完。失败！
第四篇文章“The Evolutionary Basis of Impatience”。文章要讨论的是跨世代的社会偏好是如何演变的。但是具体内容我没有听懂。
主题是“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Executive and Employee Compensation”。上午的演化经济学向听天书一样，下午这场则又找回了经济学的感觉，觉得听得十分透彻。
第一篇文章是“Do Entrenched Managers Pay Their Workers More?”。管理层拥有的企业实际控制权越多，付给员工的报酬也越多，是现代企业理论的一个理论判断。该文使用瑞典的数据计量检验了这个假说是否正确。检验发现，拥有内部控制权的CEO付给员工的要比没有拥有的多6％。同时发现管理层也在给与自身高报酬。这与詹森、麦克林（1976）等的判断是一致的。研究中作者排除了行业、工会谈判能力、现有工资水平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并指出付给员工更多产生了：良好的管理层－员工关系、降低了员工进行工资谈判的可能等结果。同时研究还发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即CEO付给蓝领员工和其他高级管理者的更多。
评论人在评论时认同文章的结论――低外部股东控制权对应着高的员工工资。同时也延伸指出：对管理层的现金回报要求越强烈，对应着越低的工资水平。例如家族企业、特许经营企业都具有这个特征。并认为文章的一个不足是：对管理层拥有股权的情况没有考虑。
第二篇文章是“Who Control the Pay-setting Process: Managers or Boards?”。谁是企业契约理论中的委托人？是董事会还是管理层决定代理者――管理层的报酬水平？这是本文的研究主题。作者计量分析了公司市场价值与董事会权利强弱、管理层报酬水平，得出的结论是管理层对其报酬有着很高的影响力。当董事会发挥作用时，管理层是过度乐观的，认为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倾向于要求高的报酬。当董事会薄弱时，管理层对董事会富有敌意，为展示其能力也会制定水平较高的报酬计划。
第三篇文章是“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Design of stock Option Programs”。Bebchuk and Fried（2003）（JEP）提出了管理层势力假说（Managerial Power Hypothesis），那么拥有势力的管理层与经理股票期权计划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文章通过计量分析说明，经理股票期权计划的确定深受管理层势力的影响，公司支付的更多，但是并没有得到效率结果。与Bebchuk and Fried的判断一致。
Bebchuk and Fried近年来在公司治理领域发表了一系列成果，在讨论会中被多次提到和引用，其著作《Pay Without Performance：The Unfulfilled Promise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是近年来公司治理领域的新经典文献。
主题是“Game Theory”。今天是最后一天，已经有不少人提前离开了。这场报告我到达会场时，只有5个人。等了一会，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说只有两个作者报告文章，其他两个没来。
第一篇文章是“One－Memory in Repeated Games”。文章要讨论在重复博弈中，player需要拥有多少对以前博弈的记忆才会实现效率均衡。作者认为现有的理论并没有对此进行说明。作者使用数理模型进行了论证，结论是：重复博弈中效率均衡的实现有赖于player对已有博弈过程的记忆。
第二篇文章是“Why the Ultimatum Game may not be the Ultimate Experiment?”。这篇文章讨论最后通牒博弈。最后通牒博弈是这样一个博弈，两个被试者甲、乙来分割一定数额的金钱，如100元。甲出价、乙选择接受或者拒绝。接受则分割完毕，拒绝则甲乙都一无所获。实验结果表面低于一定水平的（基本上是40元）出价都会被拒绝。那么为什么乙会拒绝呢，得到40元不比一无所获强？现有的解释是对“公平”的追求使乙拒绝了太低的出价，因为乙要求甲公平对待自己。作者提出要对博弈实验中被试者之间的博弈关系进行进一步的细分，分为“积极的相互依赖关系”和“消极的相互依赖关系”。作者论证了在积极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公平约束着被试者，会出现现有实验的结果，以“公平”为基点的解释是合理的。但是在消极的相互依赖关系中，被试者的急躁和贪婪都可以造成出价被拒绝的结果。如博弈中甲没有乙有耐心，即使甲的第一次出价就比较高，但是乙可以等待再次出价并期望下次出价更高，就拒绝甲的出价。再如乙拒绝甲出价并不是认为出价不公平而是认为甲的表现看起来很贪婪，拒绝就是要教训一下甲。这样拒绝的根据就比“公平”广泛的许多。
主题是“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Judiciary”。这是我最感兴趣的一场报告会，是由新制度经济学国际研究会组织的，该会的会长是Gary D. Libecap。并且在这个报告会见到了两个“牛人”，一个是Oliver Williamson，一个是Henry Hansmann。Oliver Williamson是主持人，Henry Hansmann是报告人。不过日程安排上原先并没有安排Oliver Williamson来主持，应该是临时决定的。
审判制度的经济分析是法经济学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原先这个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和解还是判决的研究上，现在研究开始拓展开来研究审判制度的宏观影响，并试图从比较中发现更优的审判制度。
第一篇文章是“How Enforcement Myopia Precludes Efficient Markets”。作者在这篇文章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法官可能妨碍了市场效率？。作者设计了一个第三方执行的实验框架，当事人双方就是否贷款进行博弈，法官作为契约救济安排介入其中。法官的收入，作者设计了三种：一是GDP收入，即将甲乙的经济活动产生的总收益中一部分付给法官；二是借方资助；三是贷方资助。实验结果显示：当法官的收入是贷方资助时，实现的社会总收益最高；借方资助最低，GDP则略低于贷方资助。这就说明短视的契约执行体制阻碍了市场效率的实现。
第二篇文章是“The Economics of Judicial Councils”。其中一个作者就是我的访问教授Tom Ginsberg。另一个作者是葡萄牙的Nuno Garoupa。这两个作者都是法学背景的教授，所以文章的经济学色彩不浓厚。这篇文章比较分析了各个国家的审判委员会，对其进行了分类，认为审判委员会是在法官的审判独立性和Accountability（责任性？）之间取得均衡的一种安排。文章做了一个简单的计量分析，用以说明审判委员会的作用。
第三篇文章是“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Judicial Services”。是Henry Hansmann和其博士生的论文。论文首先指出已经出现了审判服务国际竞争的现象，然后说明了审判服务竞争的好处，能够提高审判水平，推动落后地区加速实现审判体制改革，并且强调信息和交通的发展已经大大降低了异地审判的成本。然后比较了审判和仲裁的优劣势，因为仲裁是国际竞争的。最后文章给出了如何进行审判服务国际竞争的建议。
文章已经随后的评论人都讨论了一个核心问题，即判决异国执行的可能性。评论人认为这是审判服务国际化的难题，但实际上审判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权体现，几乎不存在国际化的可能。
第四篇文章是“The Relevance of Judicial Procedure for Economic Growth”。这篇文章的两个作者Stefan Voigt（德国）和Lars Feld（瑞士）是一直以审判体制的宏观经济分析为研究主题的两个欧洲教授。这篇文章是他们系列研究的成果之一。现有理论对审判程序强调的正当程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两个看法：一是认为正当程序的作用是积极的，二是认为正当程序的作用是消极的。作者建立了一个程序正式化指数用以来分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程序的正式化与增长之间没有明显的决定关系，并且不同的法律体系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
主题是“Corruption”。由于要赶下午4：00多的火车，部分报告没有听完。
第一篇文章是“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作者指出现有关于腐败的研究没有涉及到与政治关联的企业，而这些企业，不仅是行贿的源泉，也是贿赂漂白的重要途径，更是窃取国家财富的重要手段，因此作者对此研究。她首先界定了什么是政治关联企业，详细列举了企业与政治之间的各种可能联系，企业股东、管理层及其家属与政客、官员、将军等之间的各种联系都计算在内。然后根据其定义找出了世界范围内的符合特征要求的政治关联企业。然后分析这些企业的股权结构、资产负债率、市场占有率等的表现，从中总结出这些企业的共同特征。股权结构上都比较集中、资产负债率都普遍较高、市场占有率都比较强劲等即是其总结的特征。
第二篇文章是“The Corruption of Transition”。这篇文章主要是以一个数理模型论证了转轨过程中腐败的出现是必然的。由于中间我去书展处没有记录全面。
第三篇文章是“Competition in Bureaucracy and Corruption”。文章建立了一个信息不对称博弈模型，说明在政府批准机构中引进竞争机制对腐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有两种类型的但是提供同一审批服务的政府部门：好政府部门――不收受贿赂按章审批，坏政府部门――按照贿赂进行审批，有两种类型的企业――合格企业、不合格企业。政府和企业之间是信息不对称的，彼此不知道对方的类型。作者分析说明，竞争有助于减少贿赂总量、提高社会福利。
第四篇文章是“Crime, Punishment and Organization Structure”。作者指出组织内的信息及其交换对组织结构有着重要影响，对于犯罪组织来说，信息交换有着两个对立的效应：一是信息交换有助于增加成员间的信任，二是信息交换恶化了犯罪组织的处境，更容易被侦破。那么在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什么样的组织结构是最优的？作者对此进行了数理分析，由于要去赶火车，没有听到作者的结论。
此次会议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其中有不少领域是国内目前还没有涉及或者没有展开的。（1）性别经济学。有许多讨论会的主题都与性别有关，涉及到了不同性别的一般决策、性别与经济发展、女性的消费决策和生育决策、女性在房屋买卖和家庭保险等领域的角色、健康经济学中的性别差异等等很多方面。“性别经济学”在美国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有专门的教科书；（2）以家庭为决策单位的研究。研究家庭在消费、生育、信用、贫困等多个领域的决策及其影响，生物演化经济学更是将家庭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3）恐怖活动的经济影响及其对策研究；（4）经济学教育的分析，有好几个主题是讨论如何展开经济学教育、评估现有教育模式的效果；（5）生物演化经济学。
会议的国际化程度较高。不仅参会论文和作者有很多是来自美国之外，有许多欧洲、亚洲的作者。而且会议主题也有不少是研究其他国家的经济问题，如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就有好几个讨论会。
会议论文的理论化程度高。尽管有些文章是研究政府政策效果，但是其使用的方法是高度理论化的，并且研究都是融合进理论背景中展开，不是单纯的政策研究。
研究方法上计量分析和数理模型是绝对的主流，几乎所有文章都使用这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数学是经济学必须的进入门槛，一定要学好。
在研究方法上，还可以看到行为经济学影响的逐渐扩大。一个体现是行为经济学的思想被扩展应用于许多领域，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如行为契约、行为博弈，行为金融学早已经成为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另一个体现就是实验方法正在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研究方法，许多文章都是建立在精心设计的实验的基础上。但是实验方法在国内还没有兴起。
计量分析是应用最多的研究方法，但是计量都是建立在丰富、良好数据基础上的。由此不仅要羡慕美国以及欧洲在这个方面的领先优势，他们已经建立了丰富的数据库，有众多的数据公司提供各种各样的数据服务。国内在这个领域的落后不是一两天能够改变的。
此次会议规模巨大，但是由于分散为众多小型讨论会，并没有出现拥挤的现象。我所参加的每一个会场都有许多剩余的座位，听王博士说他参加的金融学方面的讨论会出现过一两次座位不够，有人站着听的情况。
会议的交流方式基本上都是作者发言、评论人评议。作者的发言也有着大致相同的模式：（1）写作动机，叫“Motivation”或者“Introduction”。说明为什么写作该文、点明文章要讨论的问题；（2）文献回顾，介绍对文章主题的已有研究文献及其主要结论；（3）模型，说明计量模型或者数理模型的构建思想、构建模型；（4）数据，说明数据的来源和处理方式；（5）结果及其分析。分析计量结果或者数理分析给出的结果，对此进行经济分析；（6）结论。总结全文给出结论。
评论也具有大致相同的模式，（1）总结被评议文章的主要结论和方法；（2）阐释评论人认为值得进一步强调的结论；（3）提出异议或者建议。
这次会议之所以人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会议也是经济学学生找工作的大会。在美国学生是这样找工作的，先是广发简历，然后是等待回复。单位有意向就会与学生先进行电话交流，单位如果觉得可以，就会安排面试。在美国面试是很关键的，面试合格一般就没有问题了。面试也很正式，要求被试者穿正式服装。很多学生和单位在会前就已经确定面试，面试时间和地点就安排在会议期间。这样也避免了学生在美国全国各地跑。因此在会议上我们看到了很多西装革履的男生和职业装扮的女生，这在平时根本看不到，平时穿的都很随意。
还有一点比较有趣，就是在美国女士找工作比男生要容易，因为为防止被控性别歧视，所有单位都必须给女性留有一定量的工作岗位，而美国女生读书读到博士的相对还是比较少的。我参加的讨论会中只有两篇文章的作者是女性。
